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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为何“一日写七信”
    发表时间:2017-07-14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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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致信对象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其对日政治主张总能及时掌握,书信起笔通常很快就写到对方的历史壮举和近况业绩,拉近了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这也就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铺垫

      今年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在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运用亲笔书信与各方人士积极联络,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最大认同,堪称近现代“亲书政治”的一个成功范例。

     

      上层统战的“外交”手段

      在共产国际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日寇加紧蚕食侵略中国的危急情境下,中共的“八一宣言”定稿并传出。受其影响,国共两党开始谈判。

      然而,谈判并不顺利,军事对垒仍在,国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亲笔书信成为毛泽东沟通国民党政要和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亲笔书信相协同的,还有派员联络、电报联系等。派员联络通常会捎上亲书,电报联系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前提是双方必须互递密码,这通常是在“亲书政治”奏效之后进行的。

      此外,中共方面还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将领等名义向国民党等发出宣言、通电、公开信等,以宣传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文件虽然很多也蕴含着毛泽东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但因为是以组织的名义,因而不能视为亲书。

      毛泽东的“亲书政治”,以统战理论观之,可统归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给党内同志的书信暂不入论列。在193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这里的“外交”,实指统一战线。报告确立了十大“外交”方针,其中第十条正是“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如果说宣言、通电、公开信等可称之为“普遍的请求书”的话,那“个别的请求书”则非写给统战对象的亲笔书信莫属。

     

      西安事变前形成高峰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亲笔书信,应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为最早。董英斌当时在国民党东北军代理第57军军长,该军东进以解甘泉之围,结果在直罗镇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给败军之将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同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同年12月5日,毛泽东了解到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从书信的文言措辞可以判断,此信出自毛泽东之手。而为了提升送信任务的成功率,毛泽东还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称赞对方“不忘情于革命”“为西北领袖人物”,促其与杨虎城商洽,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并表达同沈克等东北军将领、甘肃邓宝珊联合的意愿。

      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相关书写活动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之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同时,毛泽东还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和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宋皆为国民党当局镇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是蒋介石的妻舅,写信给他具有向蒋介石集团投石问路的意味,同时也是因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时有抗日绪论”,为毛泽东所看重。毛泽东书信中尊其为“邦国闻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属望可谓深沉。

      易礼容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显要人士,当时不过是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此番去信不仅是接续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为对方免祸起见,此信落款特意署名为“杨子任”。毛泽东曾与杨开慧结为伉俪,“子任”是他曾用的笔名,故人一见即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意欲胁迫张、杨部进攻红军。第二天,毛泽东一日三书,分别致信冯玉祥、孙科、杨虎城,不放弃争取。在统战局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既势有必然又颇具戏剧性地爆发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没有盲目乐观,“亲书政治”亦未就此罢手。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

      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传递新的政策主张;3月29日,致信范长江,附寄新的政策主张与自己写的《祭黄帝陵文》。除了团结中外记者,毛泽东还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这既是世界党际交往,亦可视为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促进国内的举措。此外,毛泽东还复信何香凝,其中“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一句,竟成时代的预言。

     

      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书信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虽至近代而运命不息,在民国社会包括政界尤具生命力。这也是毛泽东“亲书政治”能够发生作用的文化语境。总体而言,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写的亲书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一是浅文言体,继承发扬书信文化传统。对比毛泽东那时期的政治亲书与公开信不难发现,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文体的差异,前者为近代白话文,后者是浅文言。采用浅文言,自然就把致信对象跟大众区分开了。传统书信讲究程式和礼仪,称呼、起语、结语、祝安等,表情达意尤重谦恭与委婉。毛泽东那时期致信国民党要员、民主人士以及昔日党内同志、青年挚友等,均能表达得当,既表谦逊又不失大体。例如,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结语多不重复; 致信宋子文的结束文辞更是精湛——“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深得尺牍书翰之真髓。

      二是自铸伟辞,构筑抗日统战政治话语。礼敬谦恭之余,毛泽东亲书注意铸炼伟辞,指陈反侵略战争的紧迫性,彰显抗战救亡事业的正义性,表述共产党捐弃前嫌、要求结成联合阵线的正确性。例如,“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诸如此类,骈偶的运用大增说理的气势。

      三是有的放矢,拉近距离增进民族情感。私密性是“亲书政治”的一大特质,有利于通信双方的情感交流。毛泽东对致信对象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其对日政治主张总能及时掌握,书信起笔通常很快就写到对方的历史壮举和近况业绩,拉近了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这也就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铺垫。偶尔反向用之的也有,如其致信邵力子,起笔即批评对方“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这是因为邵原是党内同志,爱之深而责之切,先抑而后扬。

      此外,毛泽东亲书不时提到“寇深祸亟”“风雨同舟”“大好河山”等词,明确显示共产党和国民党拥有共同的国族立场,有助于引发民族情感的共鸣。事实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基于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故国山河的集体认同上。

      四是健笔草书,张扬雄肆勃发的生命力。通过毛泽东的现存书信、草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可以判定:便笺式书信,应是一挥而就的; 篇幅较长的说理议事书信则可能先起草一稿,修改后再自己抄录。书写习惯沿袭平时,以竖书为主,偶有横书,字体在行草之间,有小草倾向。古人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毛泽东敢以真实面目示人,是因为其书写章法有自,又与他军书旁午的政治身份相称,更与危机时代有几多对应。匆匆不暇草书以及自成一体的毛体字,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以及愈挫愈勇的蓬勃生命力。

      (责任编辑:陈蓉)

    网站编辑:马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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