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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朱靖江、吴乔纵谈:没纪录片的国家,就像没相册的家庭
发表时间:2017-05-18    来源:文汇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中国影视人类学,大可期待

  文汇报:“影视人类学”这个词,目前社会公众的知晓率还不太高。您认为,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影视人类学会在中国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中比较快地发展起来?

  李松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件事。5年前,我听明仕亚洲国际娱乐城台的朋友说,“谁做纪录片谁死”,因为拍纪录片太不挣钱了。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仕亚洲国际娱乐城台朋友说,“我们要拍几个好的纪录片,不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收视率,只是为了美誉度。”因为现在很多人说,“我看明仕亚洲国际娱乐城只看纪录片,别的我不太爱看。”这说明什么?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社会的公共文化产品有了更多的期待,而这种文化期待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响应和关注。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会发生这个变化、影视人类学会兴起呢?30多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商品消费、时尚流行,而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整个社会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人类自身的历史和全球化下的秩序走向更为关注,这种人文关怀已经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关注,恰好和人类学的关注不谋而合。它采用一种严谨的、学理的方法来记录社会的文化现象,与娱乐无关、与赚不赚钱也无关,它是以学术的、历史的眼光来关注我们人类自身,这种关注关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体现了文化自觉意识下的价值关怀。

  文汇报:我们该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水平?

  李松:中国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晚,迄今为止,我们确实还不能说中国在这一领域是领先的,但我们对此完全可以充满自信。欧洲纪录片的发展其实与我们有相似之处,在好莱坞的商业大片称霸世界影坛的时候,欧洲推出了很多着眼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如何对待多元文化等宏大视野的纪录片,如《人类行星》,这无疑是对好莱坞为代表的流行文化的批判。我坚信中国在影视人类学上会有自己的突出贡献,完全不必自卑。我们中华文化的内在特质一定会在我们的影视人类学上体现出来,既然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水墨画、有《红楼梦》,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影视人类学优秀作品,在影视人类学领域里创造我们中国的文化表达和文化存在,对此,我们应当充满文化自信。我坚信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大可期待。

  文汇报:据悉,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目前在对全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全面搜集、整理和典籍化出版的过程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影视等现代科技手段?

  李松:我们中心的责任或工作就是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记录、保存、传承和传播。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我们越来越重视影像记录的重要性。历史上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文字或图画记载的,今天我们多想听听敦煌的乐音,多想听到李白、杜甫他们朗诵自己写的诗词啊,但都没能记载下来。难道影像不会成为新的国家典籍吗? 人类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视觉乃至听觉的领域是在不断拓展的。我个人认为,往后数一千年,人类的可视化的影音材料一定多于文字,肯定会在国家图书馆保存的典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在我们做的《中国节日志》和《中国史诗百部志》中,都设计了影像记录和数据库模块。我们所要做的是,保持我们内在价值体系的稳定,不能被市场和流行左右。我们只记录对国家、对民族有意义的事情,必须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

  它是人类学的“公众桥梁”

  文汇报:请您介绍一下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大体发展历程。

  朱靖江 (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这得先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说起。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在“文革”中,人类学被贴上了很多本不该属于它的政治标签,这些扭曲的标签制约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以至于有的国际著名的大师,在国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敢说自己是人类学的学者,只能说自己是研究民族学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民族学是一类学科,而人类学则是二类学科。人类学的弱势,自然带来了影视人类学发展的滞后。

  其实,影视人类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作为“民族志影像”在我国出现过。1957年,为配合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调查,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联手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进行摄制。从1957年到1967年,总共用电影胶片拍了15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民纪片”)。这些影片主要是作为内部的学术参考片,进行文献留存。到上世纪80年代后,我们把这些“民纪片”拿到国际上一放映,影响非常大,国外的有关影视人类学家说,没想到中国在那么封闭的年代,怎么拍出了质量这么高的影视人类学作品?

  文汇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兴起,得益于哪些因素?目前,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态势如何?

  朱靖江: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除了文化自觉的推动、影视技术手段的普及等因素外,还得益于人们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影视具有对当下文化现象的记录、保存、传播和传承等功能,这让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影视传达的信息更为直观,也更为“全息化”,因此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欢迎,如今广受社会欢迎的各种“表情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具体到影视人类学来说,人类学的著作即使汗牛充栋,非本行业的一般读者也不会去读它。而影视人类学则是人类学与社会公众之间最好的桥梁,社会公众通过影视人类学作品得以进行人类学方面的关注和思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南民族大学等陆续设置了影视(视觉)人类学课程。2015年,第一届“中国民族志电影展”在中国民族博物馆举行;去年,广西也举办了“广西民族志电影展”;今年,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电影展”正在积极筹办中,这两大民族志电影展已经成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重要平台。

  它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

  文汇报:听说您拍摄了 《花腰傣三部曲》等多部影视人类学作品,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您认为影视人类学作品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原则?

  吴乔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人类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虽然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尚在起步阶段,但影视人类学在国际上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历程。上世纪20年代诞生的《最后的纳努克人》,说的是在北极圈内生活的爱斯基摩人,这是影视人类学开山鼻祖式的作品。影视人类学与过去以文本为主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相比,有一些明显的优势而受到公众的欢迎:首先是它非常直观地传递着人类情感和价值判断。如,拍摄《花腰傣三部曲》,我们只要用镜头,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就可以传递人物的喜怒哀乐,谁都可以看懂。其次,它传递的信息具有“全息性”。不仅可以告诉你主人公在做什么,而且他是怎么做的,他做的时候情绪如何,周围的氛围如何,甚至环境光线,都可以通过视频告诉你。再者,它可以浓缩时间的跨度。英国有部纪录片叫《56Up》,导演跟踪了几十个孩子的成长历程,每7年拍摄一次,从7岁一直拍到这些孩子跨入56岁。揭示了生命中时光真实的流逝,所以非常震撼。

  因为上述特点,所以我们在制作影视人类学影片时,一般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首先是问题意识,或者叫“研究意识”。这是它和新闻纪录片的区别。新闻纪录片主要记录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而影视人类学的纪录片则是围绕一个社会或文化问题展开的研究。提出问题,并试图去回答问题;其次,应当有“解释性结构”。如,你拍一个少数民族的仪式,这个仪式中的每一个环节有什么文化含义,都要解释清楚;其三,调研的深度和素材的真实性必须坚守。调研深度与作品的价值呈明显的正相关性。人类学者拍一部片子,要求主创人员和拍摄对象共同生活一年左右。例如拍傣族的片子,最好在傣族的寨子里住上一年。因为经过一年四季,所有的生产生活步骤和寨子里的各种仪式,你都经历过了。研究者最好还要学会拍摄对象的语言。为了拍摄《花腰傣系列》,我就学会了傣语;第四,尽可能做到有观赏性,但不能为了观赏性而造假;第五条非常重要,就是要遵循学术伦理和道德,绝对不能伤害被拍摄对象。必须保护被拍摄对象的隐私,不能采用偷拍的方式。如果被拍摄对象不同意公映,应尊重被拍摄者的意见;最后,拍好的片子应当与被拍摄对象分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请拍摄对象成为知识生产的合作者,拍摄自己的生活,帮助人类学者从研究对象自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文汇报:据了解,现在拍纪录片,包括影视人类学范畴的纪录片在内,大多数是不赚钱的,那您依然全情投入的动力是什么呢?

  吴乔:纪录片太重要了。过去人们认为纪录片传播的就是个知识,后来又追求艺术性,就是哪怕是科教片也要拍得“好看”;现在学界和影视界都认识到,纪录片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有句话说:“一个没有纪录片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相册的家庭。”而家庭相册,就是一个家庭的记忆、一个家庭里每个成员的生命记忆和情感记忆,我们必须这么认识我们拍摄的影视人类学影片的价值。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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